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唯珂 实习生 唐菁阳 广州报道

近日，“养了八年的试管婴儿却被发现与父母双亲无血缘关系”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据了解，安徽合肥的陈明（化名）和前妻刘阳（化名）曾因婚后不育于2010年9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新院区生殖中心接受治疗，后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3月进行了同周期新鲜胚胎移植，都未能成功怀孕。直至2011年6月再次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进行冻融胚胎移植，获单胎妊娠。近10个月后，刘阳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分娩出一健康男婴。

(资料图)

据陈明介绍，自儿子陈淼（化名）出生后整个家族如获至宝，对孩子关爱有加。不过，随着孩子的长大，他发现孩子的长相和他没有丝毫相似之处。2020年7月，陈明和前妻刘阳一同与孩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发现孩子与父母双方均无血缘关系。为弄清事情原委，二人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告上了法庭。经判定，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无过错；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陈明、刘阳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但当事人表示对于赔偿不在意，更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还有一个亲生孩子，以及在哪儿？是否还能找到？

据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新院区一位接近生殖科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正常找冷冻胚胎都是一对一找的，要核对夫妻双方姓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解冻之后弄混了，按规定是需要两个人在培养室做好核对的。并且相较于现在的几十个周期数，九年前进行辅助生殖周期数并不多，有可能是在解冻后搞混的，如果一定要去找不一定找不到，存在还有另一个婴儿被搞错的可能性。”

一对胚胎错了就意味着对应的另一对也会错。陈明和刘阳的胚胎是否移植到了别人的身上？移植后是否成功？这一系列的问题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表示，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医院管理不是很规范，就会出现陈明、刘阳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较明确，陈明、刘阳与陈淼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

她还提到如果医院早期管理确实混乱，那医院可能真的不知道胚胎去向，不知道陈淼的亲生父母是谁。“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找到血缘亲属救他一命，却找不到亲生父母，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遗憾。”这种情况给家庭造成了伦理困扰，“可以通过法院追寻胚胎和孩子亲生父母的去向。”

“想一探究竟”

据陈明介绍，此前他和第一任妻子有过一个女儿，但因病生活无法自理。“我想再生个孩子，我百年之后把财产留给老二，让他照顾姐姐后半辈子。”

不过，他们怀上这个孩子的过程并不容易。前妻刘阳先后做了三次手术，反复打针、吃药，经受了痛苦的取卵过程和妊娠过程。怀孕时医生还曾提醒过他们如果坚持生育可能有瘫痪风险，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孩子生下来时陈明50岁，刘阳40岁。

老来得子，陈明和刘阳都如获至宝。“三代单传，我过了50岁才有儿子，整个家族都把他当成宝，我爸妈，刘阳爸妈更是把他当成心头肉。”陈明说道。

2018年陈明和刘阳因性格问题离婚，孩子由刘阳抚养，会在节假日回到陈明身边。但这并没有影响陈明对孩子的感情，他反而因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感到愧疚，愈发对孩子好。

直至2020年，陈明将儿子从前妻刘阳那里接到自己身边。因为疫情，无法外出，父子俩终日相对，陈明越看越感觉儿子与自己和前妻都不太像。事实上，这并不是陈明第一次发觉。“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像，但又想是我们俩的胚胎做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的孩子。”陈明说道。

这次他下定决心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取了儿子的血样送去鉴定中心，结果显示非亲生。等到暑假，陈明又带前妻和孩子一起去做了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与双方都没有血缘关系。“最初以为生产的时候在妇幼保健院抱错了，结果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胚胎放错了。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我们的胚胎不知道放到谁肚子里了。”陈明说，他感觉天塌了，生活和生意都变得没有意义。

医院存在过失

在固定证据后，陈明和刘阳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告上了法庭。2022年11月，一审法院判定附属医院的诊疗、护理过程均存在过错，根据过错情况分析，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高度盖然性推定医疗过错与实际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附属医院对陈明、刘阳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不过这一结果并没有让陈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无法把全部的爱给孩子，但又无法忽视11年的父子情。“好好待他吧，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好好待他吧，他是无辜的。我又不能说这件事，孩子太小了，怕伤害到他。”

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每每回忆起母亲在弥留之际还拉着儿子陈淼的手喃喃叮嘱，他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每天给父母上香，都是抱着求原谅的心情。”

相较于赔偿，他更希望知道自己和前妻的胚胎在哪里，陈淼的亲生父母是谁。他表示自己已经60岁了，错过了生育期。如果他的孩子在世，两家人可以相互知情、互不打扰，等孩子成年后再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需要亲属捐赠骨髓，我们可以有备无患。”

而对于这一诉求，2月17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魏兆莲对陈明进行了当面回复。她表示，陈淼的亲生父母不好找，而陈明和刘阳的胚胎他们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此外，她还宽慰陈明，“没必要计较。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我倒希望法院多判赔给你，即便不是我们的错，只要法院判，我们都会认的。”魏兆莲还说：“很多家庭收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

辅助生殖市场快速“扩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孕率的逐步攀升，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性凸显。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从2013年到2017年以15.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预计2017年至2023年将以15.6%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25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市场规模有望增长至854.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4.5%。

国家医保局也在近期集中回复了关于建议将不孕不育、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费用纳入医保的提案。国家医保局答复称，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鼓励中医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

在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同时，辅助生殖技术的操作规范问题也日渐引起注意。2002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计委）对于辅助生殖技术进行全面管理，针对中国大陆的所有医学专业人员首次引入准入制，根据医疗机构的技术、人员管理、资质、场地、设备，以及管理提出准入要求。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国内生殖中心也越来越规范，具有严格的检查和评审，拿到准入证的机构每两年都要进行一次校验。据相关统计，2020年国内具有试管婴儿牌照的机构一共411家，其中民营机构仅有44家；其中试管婴儿治疗周期数超过5000个的机构约30家，民营机构仅约3家。

辅助生殖之所以如此高门槛严要求，是因为一旦操作出现问题不仅违背了法律法规，更给当事人的家庭，乃至更多相关家庭造成了伦理困扰。

以陈明父子事件为例，诉讼期间，法院就曾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附属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报告称，根据现有材料，陈淼在生产过程中抱错的可能性极低；附属医院在胚胎冻存中存在编号重复、胚胎解冻记录不完善、未能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但相互之间有高度盖然性。即过错与“不是亲生”之间具有极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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